西部没有雕像

     ----------引言

     我是一个曾经在青藏公路上跑过车、履历表上有过七年青藏奋斗史的"老高原"。这块高地平均海拔高度为四千米。当年我刚二十岁出头，脚踏油门，西宁--拉萨；拉萨--西宁，哪一年都要跑上五六个来回。下高原内调时，朋友问我："在生死线上驰骋七年，有何感想?"我回答："还没跑够!" 　　时隔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九○年夏天，我重返昆仑山；从一踏上西宁的青藏公路零公里处的那一刻起，我就强烈地感到：曾经很熟悉的一切，似乎都变得陌生了! 　　我的步伐是充满憧憬的，因而有时很轻松：这步伐又难免掺杂着某些怯懦，因而有时很缓慢甚至犹豫。果然，我一上日月山，就阴差阳错地感到：离太阳近了，离死亡也近了。 　　青藏高原严重缺氧! 　　按人体正常需要氧气的比例计算，西宁缺氧百分之十五至二十；格尔木缺氧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昆仑山口以上缺氧百分之四十至五十。　　如果谁把这些当成是耸人听闻的戏言，那么，就请他结识一下他肯定认为是"畸形人"的青藏线人吧!紫红色的脸庞像祖辈生活在雪山的藏家人。指关节变粗、指甲凹陷的手像深埋在沙包里的红柳根；沉默得近乎木讷的神情是因为不少人至少忍受着两三种高原病的折磨…… 　　他们当初上青藏线时并不是这样。青藏线人在改造高原的同时，高原也改造着他们。而且这种互相改造还在继续着。 　　昆仑山西大滩泵站的窗台上，罐头盒里种着一棵海棠。盒上写着两个字："忍耐"。　　我对"忍耐"二字颇感兴趣。因为青藏线人正是靠着它，才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生存和苦斗过来的。　　正在这当儿，江泽民总书记来到昆仑山下，接见了兵站部的连以上干部。他在讲话中说："你们青藏兵站部组建以后，常年在青藏线上执勤，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你们在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培养和锻炼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 　　忍耐，共和国军人独有的品格! 　　兵站部先后有十多万人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其中的六百多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在没有枪声、炮声的和平环境中的献身啊!昆仑山下的那片一眼望不到边的陵园，覆盖着密密的白茨和红柳，呈现出一派苍凉、悲壮的景象。　　那么，活着的人呢? 他们只知道抗争! ----------第一章　活的雕像　　我很吃惊：会有这种事么?如果是在那个"为纲"的年代，这肯定是一个"新动向"。可是，给我讲这件事的兵站部的这位副部长，却非常镇静，甚至显得有点儿冷漠。　　他说，在他经过唐古拉山的那天夜里，有人污染了山巅的汉白玉石雕像，将机油黏糊糊地泼在了像身、像座上。他还说，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两次了。第一次的那个人是兄弟部队的一位老兵，他一边泼洒着机油，一边发泄着："雕像!雕像!老子在西藏干了十几年了，谁给我雕过像?" 　　副部长说完就走了，像吹了一阵风似的轻淡。　　我却陷入了沉思，而且很有几分恼火! 　　西部本来没有雕像。一九八九年十月，青藏兵站部上高原执勤三十五周年之际，青海、西藏二省区动了心思，在唐古拉山建立了这座石像。那是一个顶风斗雪的军人石像，它象征着青藏线的一万多名官兵。　　整个一支特别能忍耐的队伍被污染了　　转而我又想：何必动火呢?生活中什么样的人都会有的，那些污染别人的人首先向人们展示的是他自己的污秽；何况真正奉献着的西部军人是不会有雕像的，因为任何刀工精湛的艺术家，都难以塑造出他们的灵魂。　　活的雕像是活的灵魂。他们有一颗不怕污染的洁净无瑕的心。　　A 　　西红柿价值的升华　　那是一个夕阳久久不肯从山巅坠落的黄昏，昆仑山口某油库壮观、新奇的一幕使我大开眼界。我多日来苦苦觅寻的东西，想不到会在这时候轻而易举地得到了! 　　我国第一条横跨世界屋脊的一千零八十公里的格尔木至拉萨地下输油管线就是从这个油库伸出的。它担负着百分之百的进藏油料的输送任务，近十年来共计有一百五十万吨油料从这儿源源涌出，流往西藏。但是，此时我的注意力并不在那气势磅礴的架在山脊的"油龙"上，而是在昆仑山北麓的玻璃温室里。这是一个菜园，它的美景、壮景实在不亚于仙山琼阁。当它猛然间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竟惊讶得找不出合适的词儿来形容它。碧绿?翠绿?油绿?似乎都显得苍白。后来我发现温室的粗糙的土坯墙上歪歪扭扭地刻着三个字："雪山绿"，我的心头忽然一亮!有了：绿，雪山绿，军绿。青藏线人之魂! 　　大饱眼福!这个寸草不生的亘古野滩，千年雪山下的这方绿地。我认为四千里青藏线唯独这里景色最诱人。不信么?下面一组从这方绿地上长出来的数字，就足以让你理解我的心情为何那样激动! 　　一个南瓜六十八斤；一个茄子五点八斤；一条黄瓜四点一斤；一个萝卜三斤；一个西红柿二点一斤；豆角一米长；辣椒二十七公分…… 　　仓库唐主任站在仿佛洒了一层热乎乎的面汤的玻璃房中间，抹了把鼻尖上的热气，以七分自豪、三分神秘的口气对我们说：　　"我们库里共有三个这样的温室，加在一起约一亩半地。昆仑山的暖房是四季种菜，常年收获。吃菜的旺季有三次。第一次在春节前后，第二次是三四月间，第三次就到了国庆节了。现在是六月，你们正好赶上了青黄不接的淡季。" 　　说着，他摇了摇足有二米高的"辣椒树"，颇有一点炫耀的意思。然后，唐主任摘了个西红柿塞到我手里，说：　　"上次军报江永红记者来暖房，逮住这西红柿就吃起来，那家伙吃得满嘴淌水，真馋人!重二斤的柿子被他两口就消灭了。他说在这个地方吃西红柿比在北京进'全聚德'还来劲。江记者这个人痛快!" 　　我拿着西红柿，却怎么也张不开嘴，怕羞。　　我知道他们这菜种得很艰难。羊粪是从一百二十公里外的西大滩捡来的，人粪肥是从一百八十公里外的大柴旦运来的，水是从五公里外的雪水河拉来的。单算经济账就贴进去了老鼻子!种菜人说：我们在高原种菜种的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　　我想到刚才在仓库办公楼前的空地上看到的那一株株"羊粪草"，头发丝一样的叶子，很硬，直扎手。主人说，那是头年从西大滩捡来的羊粪里的草子落地长成的。够顽强了，羊儿没把它嚼碎，屙出来，它便从昆仑山深处挪到了戈壁滩上。　　这就是精神么? 　　我找到了当初在昆仑山倡导种菜、几经失败、终于染绿了戈壁的这个仓库的原政委，现任兵站部副部长耿兴华。　　"你实现了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在这块羊都不拉屎的地方种出了菜。" 　　"我们种菜与其说是为了吃，不如说是为了看。" 　　"看菜?太新鲜了!你能不能讲讲你们是怎么看的?" 　　"在冬天下雪的时候，或是夏天里飞砂走石的日子，我下了班就常常蹲在温室里看那红亮亮、脆鲜鲜的西红柿，瞅着它长个儿，看着它变红。一看就是半天儿，忘了吃饭，连抽烟也忘了。身后不知啥时候蹲了好些同志跟着我看菜，我竟然没有发觉……" 　　"连饭都不吃了，你这可真是看饱了肚子。" 　　"岂止是看饱了肚子，不少人看了这希罕的蔬菜，在这儿蹲得住了。原先总有一些人年年闹腾着要从我们库往外挪。这个地方是'三只蚊子一盘菜'，谁愿意留下?自打这'昆仑菜园'出现后，便再也没有人提'外流'的事了。我是政委，平时常常给大家上政治课，教育同志们要在昆仑山扎根。现在我觉得，这个菜园似乎帮我做了不少思想政治工作。" 　　我理解。不仅是理解，更多的是对开辟"昆仑菜园"、并把蔬菜的价值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的高原人的发自内心的钦佩。　　我对耿兴华刮目相看了，我由此推想他这个人的内心世界一定很丰富。去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五集电视系列片《西部没有雕像》后，在全国反映强烈。也许你还不知道，耿兴华正是这部电视片的作者之一。有人不解了，一个管"猪圈、菜地、豆腐房"的行政干部，哪来的雅兴写剧本?不奇怪，把这个耿部长与九年前在昆仑山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建菜园的耿政委联系在一起，一切都迎刃而解。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耿兴华不但懂这个，而且会"变"。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需要一种不甘寂寞的精神，而且要把这种精神昭示给高原以外的人。他不需要人们的赞扬，只求大家对高原人能够理解。　　耿兴华在青藏线上整整工作了三十年。我和他是老战友，曾在一个宣传处的办公室里工作过。他是大家公认的演讲起来具有相当诱惑力的演讲家。容易激动的人能写出好诗，耿兴华的诗作不多，但不乏精品。七八年前，报刊版面几乎全部被那些朦胧诗充斥着，耿兴华认真研究了其中的代表，不懂，就是读不懂。他去请教一个对朦胧诗相当欣赏的人，竟然也说不出什么名堂来。于是，他熬了几个晚上，写了一组从青藏线的生活海洋里打捞出来的诗，发在《青海日报》副刊的头条。大家说："盖帽了!"没有想到这次我见到他，他还不显老，近五十岁的人了，当年那血气方刚的小青年气质并没有减少。人嘛，就应该这样，即使一百岁了，也不可把十八岁的风流磨掉；也应该跳舞，也应该写诗，也应该女的穿短裙男的戴戒指；也应该像耿兴华那样有"看菜"的勇气和写诗的雅兴。　　活的雕像就是要活得这样滋润! 　　B 　　三十二年，暖块石头也孵出鸡娃了　　我想起了兵站部王根成部长，他是在另一种夹缝里生活、并不断获得安慰、信心和乐趣的青藏线人。　　这是一个八百里秦川的包谷渣支撑起来的一米八个头的烈性汉子。不认识他的人，只要瞅瞅他这个头儿，看看他那古板中渗透着几分森严的脸，你就会得出结论：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他干不成的! 　　他在青藏线上呆了三十二年，和他一起上高原的人都早已下山了，他却还欢欢实实地干得很起劲。有人说，全兵站部翻越唐古拉山次数最多的人是王根成。他是从班、排、连，到营、团、师，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上来的；光在师职的岗位上就已经蹲了八年。用一个战士的俏皮话说："八年暖块石头也孵出鸡娃了。"那么，他在青藏高原上这三十二年呢?又能孵多少"鸡娃!"不论在哪个岗位上，王根成都是黎明即起，不停地工作；他只记得今天哪些事情要急办，明天又有哪些事情要筹划。他仿佛永远也不知道什么叫疲劳，什么叫艰苦，什么叫牺牲；仿佛他天生就该在这个世界屋脊上扎根、苦干似的。 　　我和王根成是一个火车皮拉来的战友，我们都是那个全国人都知道的法门寺所在地陕西扶风县人，入伍后又在一个部队开汽车。一九六五年我调到首都工作，他仍像西藏的牦牛一样在雪山上超负荷行进。这期间，他作为青藏线上的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的代表来北京开过几次会，我们匆匆地见过面，但却未及深谈。这次，我一到西宁，他就赶到招待所来和我寒暄，当着众多的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的面将了我一军："还记得不?当时我在六连当排长，你是代理副指导员。一次检查内务，你提溜起我们一个驾驶员扎得松松垮垮的背包批评我说：'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带的这兵能打仗吗?'"这事我确实记不得了；即使当时批评过他，那也是有口无心。三十年前的事他还记得这么清楚，可见他没有把老战友忘掉。　　我的这位老乡没有给"江东父老"丢面子，他在青藏线上是干出了名堂。开汽车时，他是全团唯一的万里车驾驶员；当连长时，他们的连队被总后树立为标兵连队；当团长时，全团的出车率提高到百分之八十，这在青藏线上是少有的。最近中央军委还授予他们"青藏高原模范兵站部"的光荣称号。还要怎么样呢?确实"够意思"了! 　　每一次成功都必须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又不能不和相应的痛苦甚至眼泪连在一起。　　这次，我和王根成关起门来做了一次谈话；当然是推心置腹的了。 　　"你的身体状况到底怎么样?"我问。因为这次我们见面后我就发现，他虽然还是那个黑脸大个的王根成，但已经不那么壮实了。宣传科王志雷同志也给我通了个"情报"："去年在唐古拉山顶举行雕像落成典礼，他讲话时好个喘哟!当晚他在沱沱河兵站住宿，半夜里断了氧气，差点出了麻烦。" 　　王根成回答："身体是有点不如当年了。去年春天我到了拉萨，几个单位的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我听着听着，忽然脑袋'轰'的一声，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大概只过了几秒钟，我又清醒了，我看到汇报的同志依旧在讲着。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我什么也没说，继续听汇报。这种情况过去从来没有过。事后，我问自己，是不是不行了?五十岁的人了!这使我想到上次去北京的事：一住进宾馆就感到头疼，想吐，接着就是发烧，什么也不想吃。难受了好些日子，后来回到高原才好了。" 　　他是笑着讲这些事的，一声叹息也没有。我看到的还是我们从闷罐车上下来进军营时的那种笑。　　"身体的事马虎不得，你还是到医院认真检查一下为好。" 　　"就这个样了，身体没什么大病，一下子还要不了命，但也不容乐观。总之，我不想那么多，干事要紧。兵站部这一摊子头绪多，事情杂，没有人挑头是不行的。" 　　青藏运输线离开了兵站部这支部队是要瘫痪的，而这支部队又离不开一个好部长。根成的担子是很重的。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根成在兵站部上高原执勤三十五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动情，他说：　　"青藏线三十五年艰苦创业的历史，充分体现了青藏线人的风貌，展现了青藏线人的赤诚，表现了青藏线人的情怀。今后怎么办?我还是那句话：'不怕损身子，不怕苦妻子，不怕误孩子，不怕舍父母。'我们要在高原上干下去，这是党和事业的需要。" 　　这洪亮的嗓音好悠长，它借助扩音器送到了兵站部每一个人的心里，连在北京的我似乎都听到了。好个"四不怕"!没点决心和气派谁敢讲? 　　这"四不怕"现在在青藏线上叫得很响，可是，你知道吗?原来它是一首顺口溜，曾被人们视为青藏线人的牢骚话。原话是："损了身子，苦了妻子，误了孩子，舍了父母。"那年，总后勤部赵南起部长来昆仑山视察工作，有人在汇报时把这四句牢骚话也给端出来了。赵部长听了，马上就作了纠正，说："我看这四句话不是牢骚话，恰恰是我们青藏线官兵们牺牲、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非常了不起啊!同志们，你们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将军讲这番话时，眼里含满了热泪。　　据说，王根成在大会上高声呼喊"四不怕"时也是热泪盈眶的。　　C 　　他的经历中写着一个鲜艳的字："爱" 　　我过去不认识他。　　那天到格尔木22医院去检查身体，我看到他肩扛大校军衔，一下子就对他产生了几分莫名其妙的敬意，同时距离也拉开了。可后来竟是他带着我检查身体，外科内科，楼上楼下，满口乡音，说他读过我写青藏线的不少作品，我们的距离又缩短了。　　这时，我才知道他就是余忠江院长。其实，他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而且曾经想过写他。在青藏线上的知识分子中，他是很受人敬重的，原因是他在这儿扎扎实实地蹲住了，一蹲就是二十六年!他走了知识分子应该走的、但至今仍有人在犹豫的路。 　　我真不相信他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大学生，那个余忠江。离开老家关中都二三十年了，怎么还是满口老陕话?如果不是这身威武的军装，他简直像个从风里雪里走来的哈萨克牧民，身板那么壮实，待人那么和蔼。就是穿着军装，他也没有知识分子的斯文、秀气，倒像一个高原汽车部队里的团长。我跟着他在病房里走了至多不过半小时吧，他就跟那么多人打招呼，好像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他的老朋友。一位看样子在寻找X光透视室的蒙古族老妈妈在走廊里东张西望，他便上前给老人指了方向。还有一位检查身体的军人找错了科室，他又把他领到了二楼。我对他说："你不用陪我了，我自己会把所有项目检查完的。"他听了笑笑，说："还是我带着你方便，你们多少年才能来一次呀!" 　　医院政治处的一位同志告诉我：昨天晚上余院长几乎一夜未曾合眼，为了一个病人住院动手术的事。原来，有个回民青年脾破裂，医生决定给他实施手术。可是，这个病人死活不肯做手术，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钱。医生给他讲了脾破裂的危险性，请他一定慎重考虑。可他在晚饭后竟然悄悄地走掉了。晚上余院长知道了这件事，他问科主任："病人现在在哪里?""昆仑旅社。""那好，我派车，你们马上把他给我找回来!"主任坐着院长要来的车赶到了旅社，对病人说："我们的院长请你回去做手术。他说，不做手术你的病会很危险的。"病人说，"就是死了，我也不治。没有钱呀!""院长讲了，先治病，钱的问题以后再说。如果你实在很困难，我们就给你尽义务。解放军的医院怎能为了钱，把病人推出去不管?"病人放声哭了起来。他终于坐着医院的小车又回到了病房，余院长正焦急地等着他…… 　　后来，我在和余忠江院长交谈时提起了这件事，他的回答十分明确："作为医生，救人是天职，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因为'钱'的事打官司到我这来的，我就回答：抢救人命第一；不要因为钱，把本来可以抢救过来的病人耽误在我们医院里。" 　　我想，只有走过许多冰天雪地，走过许多荆棘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余忠江的经历是应该让人们羡慕的，因为他在青藏线上吃了太多太多的苦头。　　来高原那年他刚二十五岁，从第四军医大学毕业时，正是一九六六年七月那个"火烧一切，油炸一切"的岁月。他被分配到汽车连队给司机当助手，任务是擦车，打黄油，加水，加油，紧螺丝，打掩木，给驾驶员扛行李。干这些事要说当时他不委屈那是骗人的话，但是他还是干了，而且是很称职的助手。一次，车队到了不冻泉兵站，他发高烧，40℃，战友们很焦急，好不容易给他弄来一碗糖稀饭，可他高烧得糊里糊涂，一口也不想吃。第二天起床后满被窝里都是稀饭，他还是要坚持跟着车队上拉萨，连里领导和同志都说："老余呀，你必须下到西宁去!"他说："我只能上不能下。"他把被子拴在篷杆上，晾着，继续上山了。接下来的第二趟任务，车队一到唐古拉山下的安多兵站，他又发高烧，比头一次还厉害。兵站的医生劝他下山，说太危险。他呢，摇摇头，指指山上。这趟任务他是吸着氧气才完成的…… 　　余忠江在连队整整当了一年半的助手。　　后来，他又调到坐落在昆仑山中的纳赤台兵站当了五年军医；再后来，才调到西宁的325医院外科工作。一九八九年又调回昆仑山下的22医院。二十多年来，他出版了三本医学专著，发表了十五篇论文。　　他是从荒芜、严酷的青藏线上站起来的一个大学生。热情与冷漠、苦涩与甜蜜编成了他的既简单又复杂的经历。他的经历中写着一个鲜艳的字："爱"。对祖国疆土的爱，对疆土上忍辱负重的人民的爱! 　　今年他已经四十九岁了，这个年龄上高原应该说是顾虑重重的。我以试探的口气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他说：　　"一个人在这个医院呆的时间总是有限的，但是22医院要长久地存在下去，这是没有疑问的。医院的兴衰与这里的每个人都有关，我们每个人都应为医院的发展做出应该做的工作。" 　　接下来，他给我讲了他来医院后着重抓的几项工作：关于知识分子成才的工作；关于下大力解决设备的问题；关于解除知识分子后顾之忧的事情…… 　　他有甜蜜的昨天，也肯定会有甜蜜的明天的!我坚信。　　D 　　成熟与苍老是同步增长的吗? 　　在这里，我要向读者介绍一个青藏线上的"第三代人"，以及他的感情，他的苦乐，他的愿望。　　文义民，三十九岁，汽车某团政委，任现职已经快三年了，这之前他曾在兵站部任过组织科长、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他所领导的团队连续六年没有发生重大事故，这个成绩很了不起，在全军的汽车团里也是创纪录的。他们的团党委连续六年是兵站部的先进党委，六年中有四年被上级评为"全面建设先进团"。就在我采访期间，又从北京传来佳音：总后勤部批准给这个团记集体二等功一次。　　年轻的政委挑了一副重担，在风雪高原上带出了一个过硬的团队，令人钦佩。我想，他的感情一定很丰富，要说的话一定很多。出乎我的意料，他是那样的简单、明了。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你是个称职的团一级党委的领班人，我很想知道你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当初在你挑起这副重担的时候，大概总会有人投来怀疑的目光吧?" 　　"别人怎么看，我无暇去顾及。在团里这些年，我工作中有甜头也有苦头；甜头没吃够，苦头也没尝足。所以，我总觉得还有奔头。" 　　"甜头、苦头?能不能具体谈谈?" 　　"主意是党委拿的，事情是大家干的，工作中有点碰碰磕磕的事是难免的。只要大家的出发点是为了团队建设，分歧总会消除，矛盾总能解决。工作干完了，大家都满心轻松，谁还去记那些不愉快干啥?对啦，我们还及时提出一些口号给一班人敲敲警钟，防止不好的苗头酿成大祸。比如，为了使党委成员在包括'枕边风'在内的闲言碎语面前不晕头转向，我们提出'要消除一条看不见的战线'，防止你信得过的人搬弄是非。我们还有一条警语："注意一个敏感点，用人要出于公心'，这就是提醒主要领导成员警惕自己在使用干部上不搞亲疏、厚薄那一套。就这些。我所说的甜头、苦头正是由此得到的。" 　　"你们团长孙传章是位老同志，听说你们配合得很默契。你对这位'老高原'是否尊敬多于信任?" 　　"不全对。尊敬和信任是一致的，也是互相的。我们团长入伍时间比我长，在高原汽车部队工作的经验比我丰富，这是他的资本。但由于他并不保守，他的这些优势也成了我们这些后来者的一笔财富。因为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我对他愈是尊重，信任感也就愈增强了。" 　　"有没有挪挪窝离开基层的想法?比如往内地调调，或者到上级机关去作?" 　　"没想过。我觉得还是在线上干工作痛快，在基层干工作痛快。干好了痛快，干错了也痛快。我不怕出力，年纪轻轻的，有的是汗水。我最腻味那种疙疙瘩瘩的、斤斤计较的麻缠事情了。我们这儿没有，可以说是一片净土。雪线是一片净土。" 　　一位中尉找文义民接长途电话，是沱沱河兵站打来的，说有一台车的水箱坏在途中，请示怎么办。他接完电话，刚坐下，又从纳赤台兵站打来长途，还是车队的什么事情要他拍板，他出去了…… 　　就在他来来回回接电话的当儿，我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位年轻的政委的外貌。中等个头，胖墩墩的，显得浑身都是力气；西藏的风把脸膛镀成黑红色，双手格外粗壮、结实；绿军装已褪得呈灰白色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从昆仑山敲下来的一个岩石人!只是有一点令我有些伤感，他好像不是三十九岁的人，有些苍老、憔悴。我当然是指外表了。难道青藏线人的成熟与苍老是同步增长的吗? ----------第二章　忍者为强　　我到沱沱河兵站去了一趟，那里海拔四千七百米。与其说我是去深入生活，不如说是要让高山反应对我进行一次考验。　　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位教授，向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参照数：年龄的增长与高山反应的强烈是成正比的。如果说年轻人中有高山反应的只占百分之二三十的话，那么四十岁以上的人则可能是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更多。　　这使我想到了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我要写的这批领导者肯定是忍受着比年轻人多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高山病的折磨而在高原上坚持工作的。有这样一个数字，使我一想起来心里就颤栗：一九八五年以来，兵站部因各种高山病夺去生命的团以上干部就有十五人，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四十四岁!那天当我到格尔木陵园去寻找这些"早去的黑发人"的墓堆时，我的心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太遗憾了!这块墓地太大，不规则的墓堆又多又乱，且多数墓前没有立碑，只有枯黄的沙棘、骆驼刺在热风中悄然地摇摆着，一片死寂和荒凉。我实在难以找到他们的归宿地，只得含着泪水向他们三鞠躬，然后便告别了。　　我终于"自投罗网"，可恶的高山反应彻底把我撂倒在沱沱河兵站了。狼狈极了，除了还有一口微弱的呼吸外，身上的其他部位都仿佛不是我的了。脑袋木登登的像要爆炸，所有关节都在发酸，不想吃任何东西，却想吐，哪怕走几步路都觉得头重脚轻，直打趔趄…… 　　也许是有了这次高山反应的实际感受，我对那些在青藏线上奋战的战友们的崇敬之情陡增三分!沱沱河兵站站长关茂福是以抽烟而闻名全线的。不要说全青藏线，就是在全国，如果要举行"抽烟大赛"的话，他也蛮有资格名列前茅! 　　我永远忘不了和关茂福见面时他留给我的那个印象：双腿盘起，坐在我面前的地上，手里捏一支烟闷抽，一句话也不说。那脸色极不正常，不仅仅是黑，而且泛着一种不多见的红，还有一种不常见的黄，我真说不上来这是心脏有了毛病还是肺有了毛病后在脸上的表露。但我总觉得他有病，而且还不是小病。他不说话，只是用眼角的余光扫着烟头上的灰烬。转眼一支烟便抽完了，他又在接烟…… 　　这能叫"采访"吗?我主动打破了沉默，问他一天能抽几盒。他说，没数过，反正三盒是打不住的。我又问："从什么时候开始抽上烟的?"他说："说不准了，大概是上山后不久吧。那会儿刚到线上，好像到了外国一样感到不习惯，他妈的!高山反应把我折腾苦了，咬着牙也忍耐不住。山上太寂寞，烦死人了!怎么办呢?于是，我想到了抽烟，用烟消愁，用烟解闷……" 　　这以后，站上的同志向我介绍了关站长的一些经历。他是一九七九年从北京总后通信团主动要求上青藏线的。当时本来是要调他所在单位的另外一个同志上山的。那人神经质，一听说青藏线上缺氧，呆久了人活不长，就死拖着不肯来。关茂福一向看不惯这种人，便找到领导说："他不去我去!"就这样上来了。十一年的时光他全是在昆仑山以上的地区工作的，其中有六年是在海拔五千四百米的唐古拉山机务站度过。他常对大家说，他是拍着胸脯上高原的，如果趴在线上不是太丢份了么?说来也怪，自从他抽上烟以后，高山反应反而离他而去了，他再也不存在不适应在高原上工作的问题了。但是，从此抽烟便成了甩不掉的黑影伴随着他，而且越抽越凶，以致变成了癖好。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但不能不抽烟。不久，他就有了咳嗽的毛病，白天咳嗽，夜里咳嗽，一边抽烟一边咳嗽。但他从没有想到过要减烟、戒烟…… 　　我又问他："你的身体怎么样?" 　　他说："自我感觉良好，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说着，就又接起一支烟抽起来，没完没了地咳嗽着。我坐在一旁感到很难受。　　另一个同志插话告诉我："别听站长瞎说，什么'自我感觉良好'?他有病，我们都这么认为。可他从来不检查身体，也很少去看。医生经常催他去检查身体，他说他不会有病，检查那玩艺儿干啥?不久前，兵站部派医疗队上线再次给大家检查身体，他又躲得远远的不露面。他就是这样，好像医生是他的天敌，他怕医生就像老鼠怕猫一样。他肯定是有病的……" 　　关茂福问："肯定?有什么凭证?"他狠狠地剜了人家一眼。　　对方不再说话了。　　我在沱沱河那天夜里，因为高山反应睡不着，早晨六点钟就起床了。刚走出客房，我就看见值班室门口蹲着一个人，嘴边闪着一明一暗的火星。我想：准是关站长!听人说他每天都起得很早，一起床就干活。就抽烟。他的饭量很小，每天抽的烟要比吃的饭多得多。　　就在头天夜里，站上的丁医生以沉痛的口吻告诉我：前几天关站长出现了血尿，尿出的血足足有碗大一摊!大家劝他到格尔木去检查一下，他还是那句话："自我感觉良好。"当天夜里，他同样一直工作到两点钟。　　各种名目繁多的高山病像枷锁一样套在青藏线人的脖子上，如果没有那种"我要活，我要干"的精神支撑着这些孱弱的躯体，他们随时都会倒在雪原上的。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多少这样的形象，我终生敬重这些形象! 　　镜头1：在西藏边境的聂拉木县境内，夜色沉沉，一盏喷灯吐着蓝色的、微弱的光焰。喷灯上放着小铝锅，锅里的面条在翻滚，却怎么也煮不熟。这儿海拔六千二百米，属喜玛拉雅山系，水的沸点为六十摄氏度，食品都是半生不熟地就下咽。　　围着喷灯而坐的是兵站部副部长魏广坤、汽车某团副团长白信歧、汽车某团副政委李荣池。高山反应一点也不饶过这些虔诚的老兵，应该有的反应他们都有了，一个个显得疲惫不堪，面容憔悴。　　魏广坤："生也罢，熟也罢，咱们都得吃点，要不身体垮了怎么完成任务?" 　　白信歧舀了一茶缸稀饭，用自制的小木筷在缸里捞了捞，硬硬的米粒根本不与水相粘。他把这缸稀饭递给副部长，又拿出了第二个茶缸……　　原来，兵站部的三个汽车连队将要到这儿来执行任务。这是一条新路、险路，有"进来出不去"之说。三位领导便作为先遣队来探路。近半个月中，他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每段路都要亲自踏勘、丈量，发现了四十公里的路面极窄极险，八十处搁不下汽车的两个轮子。他们与当地军民联系，修宽、铺平了公路。 　　荒郊野岭，风吹日晒，再加上高山反应的折磨，使三个老家伙变得简直像野人。　　镜头2：他是管线团的营长，每天的活动范围就是上下唐古拉山的一百公里地段。十五年来天天如此。如果有一天脚板不在这山路上磨蹭，不见见分布在山中的战士，他就感到失去了什么，他就咽不下饭睡不好觉。说也怪!高山症怕他，从不沾他的身子，他可以大步流星地在山坡上追赶地鼠。终于有一天，也许是他上山后的第十个年头吧，他感到生活太单调，太枯燥，他很想见到妻子、儿子，做梦都想。可是，他们在数千里外的四川，见不着；怀念二老双亲，可是两位老人已经谢世，咽气前他也不在他们身边；他想逛逛都市的夜景，可是唐古拉山上除了风雪，还是风雪…… 　　他烦躁过，诅咒过，没有什么用；伴随他的依旧是可怕的单调。于是从某一个早晨开始，他比部队早起床半个小时，跑步到江河源头的桥下，冲着积雪皑皑的山峰大声呼喊："我--爱--高--原"!一遍又一遍，一遍比一遍声音洪亮。他肆无忌惮地喊着，反正他的部属听不见，他们还在梦中。　　每天这样呼喊过以后，他觉得心里很充实，日子也过得有意义了，不让他呼喊不行，因为他心里沉积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镜头3：青藏公路跨越过五千七百米的唐古拉山后的第一站，便是安多泵站。泵站旁边的山坡上有一个新堆起的小坟头，那儿长眠着副指导员张明义的不足两岁的儿子小龙。　　兵站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来高原探亲的所有小孩，都不得到格尔木以上地区去。因为前几年发生过好几起孩子被高山病夺去生命的悲惨事件。一九九○年春节前夕，张明义的爱人带着儿子从老家来到格尔木，住在招待所等候丈夫下山过团圆年。她几乎天天都打电话到安多，催丈夫快下来，说儿子想爸爸都快想疯了!张明义何尝不想早一天见到妻子、儿子?可是他不得不在电话里如实地告诉她："春节期间站里没有干部，我恐怕暂时还下不来。" 　　她失望了。最失望的还是儿子小龙，他从离开家乡那天起，就一直念叨着要见爸爸呢! 　　她为儿子着想，顾不得许多了，就悄悄走出招待所，站在格尔木路口拦了辆汽车，带着小龙到了安多。　　张明义自然抱怨妻子的莽撞，但是当他看到妻子那渴望见到丈夫、儿子渴求见到爸爸的眼神时，心头的气便消了不少。站上的战士们也替她说话：　　"副指导员，你也太少点人情味了。嫂子大老远跑来看你，难道就为了听你的一顿批评?再不要怨天怨地了，咱们大家欢欢喜喜地过年吧!" 　　张明义总算点了点头，他盼望着这个年过得吉祥如意…… 　　然而，可恶的高山反应终于还是向正在世界屋脊上过新年的小龙袭来!刚过了初一，他就发高烧，并不断地说着胡话。张明义夫妻俩仿佛预感到孩子要发生什么不测，赶紧找站上医生给孩子打针，但打了针也没用，高烧根本不退。他们又张罗着将孩子送到拉萨或格尔木去抢救，但已经来不及了…… 　　第二天，小龙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妈妈抱着孩子的尸体不放，她绝对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是真的!她对着儿子的脸，一边哭泣一边说："龙儿，你没有去，你没有去!你睡着了，妈妈等着你醒来，你一定会醒来的!" 　　她把儿子的尸体整整抱了三天，也不肯放下。站上的同志也跟着她哭了三天。　　张明义的心像被甲虫咬着了一样疼痛，他既不相信小龙会永远离开自己，又害怕听见妻子以及站上同志的那悲怆的呼唤和哭声。他强忍着内心的痛苦，还是劝说大家要"节哀"，要上班工作。谁也不听他的招呼，他只得拿上铁锹一个人到山上去给小龙挖墓穴…… 　　这样的镜头还很多，它们留在我的脑海里，搅得我的心里没有一刻平静。　　采访兵站部副部长包楚忠时，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兵站部范银瑞政委特地向我介绍过包楚忠的情况：心脏病，脑血管供血不足，高原性低血压…… 　　他今年四十四岁，在兵站部领导班子中是最年轻的，去年才从管线团团长的位置走进了副部长的办公室。他要干想干的事情还很多，不少同事在他荣升副部长后羡慕地说："铺在包楚忠面前的是一条彩虹路。"可是他这一身病……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了这么多病的?" 　　"今年四月。当时我跟着车队正在线上跑，那天到了藏北高原的那曲镇，突然觉得不行了，心口疼，喘不过气来，浑身乏力。一量血压。低压四十，高压五十，我当场就昏了过去!兵站立即采取了急救措施，才没使我倒下去。然后又把我送到西藏军区总医院抢救，病情总算控制住了……" 　　他还告诉我：这么多的病不可能是一天就染上的。特别是在高原这地方，任何一种高山病都会纠缠你几年、十几年，到最后变得表象化了，也难以医治了。他说，几年前他就感到身上常常不自在，只是一直未向别人说过罢了。　　我对包楚忠的情况还是了解一些的。他参加了修建格拉地下输油管线工程的全过程。管线通过唐古拉山上下一百公里地段的工程就是他担任副营长时完成的。他是总指挥，为"油龙"跨越世界屋脊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刻，我坐在他这间并不算宽敞的办公室里，却像走进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空间。 　　一千零八十公里的"油龙"仿佛就盘绕在这间屋里。不!整个管线的设计全长并不是一千零八十公里，而是一千零七十六公里；多出的这四公里是包楚忠一步一步量出来的! 　　那是一九七六年三月，管线施工进入最后一道工序：试压，埋桩。就是从管线的起点昆仑山口至终点拉萨，要对全部的管道进行试压，即最后的验收，然后封沟埋桩。这项工作的艰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坐车，必须步行；二是要进行超负荷的手工劳动。无疑，又是一个硬仗摆在施工部队面前! 　　包楚忠站出来挑起了这副重担。　　当时，在格尔木22医院工作的他的爱人毛玲，再有半年就要生孩子了。这之前，两人已商量好，他陪爱人回老家江苏度产假。基地指挥部的洪司令员得知这个情况后，当面对包楚忠许诺：试压工作过了唐古拉山以后，让他和爱人一起回家。这时占据包楚忠心头的已经是管线了，回家的事他没有更多地去考虑，只向爱人简单地说明了情况，就带领着试压队上线了。　　这是一件多么细致、繁杂而又原始的操作!每八十公里为一个工作段，采用往管道里面塞球的办法，然后再打进高压气来判断管子的密封程度。有时，球进入管道打不出来，他们只好将耳朵贴在管子上面，一段一段地探听。事后，包楚忠开玩笑地说："我的耳朵都快要在管道上磨出厚茧子了。"埋桩的任务也不轻松，每公里一个桩，全靠用皮尺一点一点地丈量。管道从河里穿过，包楚忠就和大家一起下河；管道从山顶上跨过，他们就攀登高山。　　有一次，他们干完活已经是晚上八点，回宿营地没有汽车了，几个人只好站在路边拦车。一辆又一辆汽车从面前驶过，就是拦不住。眼看夜幕越来越浓重，他们心急如焚，却没有任何办法。就在这时，一辆地方的车停下来加水，包楚忠走上前叫了声"老师傅"，好话说了几箩筐，司机却耷拉着眼皮理也不理，最后不耐烦地一挥手，开起车来颠了。无奈，包楚忠和同志们只好步行回营地。可以想象得出，在五千多米的雪地上已经干了一天重活的人，又要步行近五十里路，该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回到驻地已是十二点多了，包楚忠正要铺床睡觉，忽然发现刚才那位地方的司机恰好在他们的宿营地借宿，几个战士正说说笑笑地给他烧火做饭呢!包楚忠心里的气不打一处来，他走上去还没有说什么，那人就赶忙站起来，耷拉着脑袋，摆出一副听候受审的可怜相。包楚忠强压着心头的火气，只说了一句："你呀，你今晚吃了我们的饭，应该说说有些什么感想!" 　　那人始终没说一句话，可想而知：他那顿饭是吃得非常别扭的。　　十月底，试压工作顺利地通过了唐古拉山。这时洪司令员赶到唐古拉山，对包楚忠说："小包呀，我以前说的话不能算数了。国家要求管线必须在年底试通油，我们要突击完成收尾工程，你还得坚持把试压工作搞到拉萨。只好先让毛玲一个人回老家了，她的思想工作由我去做。" 　　司令员亲自打电话给医院，安排毛玲回家的事。这下可苦了毛玲，她等了丈夫半年多，现在还得只身一人回家。更要命的是，离临产只剩下十来天了。当她匆匆忙忙地赶回家的第五天，孩子就出生了，家里人说："你没把娃娃生在火车上就够好了!" 　　年底，包楚忠完成任务，到了拉萨。　　这时候，他们丈量出来的管线的总长度为一千零八十公里，比设计图纸上的数字多了四公里。包楚忠脸上浮现出一种抑制不住的笑容，同时他也感到浑身乏力，头也昏昏沉沉的…… 　　采访结束前，我问他："现在身体弄成这个样子，你打算怎么办?" 　　他望望我，仿佛没有考虑就回答说：　　"怎么办，我也说不清楚。在高原上工作的，哪个人身上不带着几种病?我才四十岁。" 　　是的，他的病是气候恶劣、严重缺氧的青藏线对他的必然馈赠。他呢，还必须以忍耐的精神给这条线继续奉献。他已经在雪线上走了十八年了! 　　我想起了一首似诗不是诗、像歌不是歌的顺口溜，悲悲凄凄，朦朦胧胧，怪揪人心的：　　"一言难尽，二目无神，三餐不思，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久久难眠，十分难受。" 　　 高山反应就是这种滋味，每一个青藏线人都尝过它。 ----------第三章　冰下热泉　　那天，我们的汽车刚驶进格尔木市的转盘路，一块木牌上的数字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这儿的海拔高度是二千八百米。同车一位伙伴高兴地感叹道："我们上山了!" 　　其实，格尔木根本不算山。几乎所有的青藏线人都这么认为。在他们的眼里，这个严格说来是个戈壁小镇的格尔木，是比八百里秦川还要坦荡的平川，是比内地那些省会还要繁华的"小上海"。他们心目中的山是指昆仑山，那儿海拔四千七百米；是指唐古拉山，那儿海拔五千七百米；是指喜玛拉雅山，那儿海拔六千多米。"山人"有与众不同的山的概念，自然也有与众不同的对山的感情。 　　一位团长这样对我说：　　"在线上呆的时间长了，一旦回到格尔木，看见那些树呀水呀楼房呀，心里那个美劲儿真难以形容，巴不得像抱着儿子似的亲亲它们。我想，这大概就像你们北京人在外出差时间长了，重新踏上长安街一样。可是，说来也怪，如果在格尔木呆久了，心头又感到很寂寞很枯燥，像丢了魂儿了一样，天天盼着上山!" 　　"这是为什么呢?"我问。　　他回答："军营在山上，我们的战士在山上。带兵人不能离开部队，心安理得地呆在'小上海'呀!" 　　"可是，格尔木毕竟是你们的家，你们的妻子儿女都在那里呀!" 　　"青藏线人的家应该在线上，连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这样说。" 　　我仍然有点儿难以接受。线上的风雪咬人肉，线上氧气"定量"供应，可恶的"线"曾经吞噬过多少人的生命!他们却还是那样爱山，那样将感情的琼浆泼洒在线上! 　　我想起了格尔木大站站长马尚武。在青藏线上也许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和战士们有那么多的故事。　　老马是兵站工作的"总管家"，管着东线、中线和北线的所有兵站。我这次一回到青藏线，汽车部队的同志就告诉我：近年来沿线兵站的住宿、伙食状况大有改观。就说吃饭吧，各个兵站都有自己的"风味饭菜"；纳赤台兵站的砂锅豆腐，五道梁兵站的煎饼，沱沱河兵站的烤饼，还有唐古拉山兵站的面条，都已经闻名于高原了。住宿情况从一九九○年起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汽车兵们再也不用带着沉重的铺盖上线了，每个兵站都实现了"旅馆化"。沱沱河兵站三层楼顶上那四个鲜亮的红字："源头宾馆"，非常引人注目，几里地以外就可以一览无余。　　我采访马尚武那天--六月七日，正好是他的四十二岁生日。既然赶上了，我就请他谈谈生日的感想。　　他说，他在山上呆了二十二年，虽然调来调去，却总也没有离开兵站工作的岗位。这二十二年中，除了一次到北京参加总后党代会外，再也没有出过潼关；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日月山、唐古拉山、挡金山之间的公路上打发掉的。 　　这样的生活肯定是很枯燥的，我想。　　他不再往下说了，两个粗壮的指头捏着一支烟，不住地捻着、捻着，仿佛要从中捻出什么名堂来似的。　　烟点着了，他美美地吸了一口，吐出一缕缕烟雾。他以十分喜悦的语气告诉我：唐古拉山兵站有了温泉浴池，去年修的，严冬里水温也有六十摄氏度。　　接着他给我读出了一个数字：二百。最多的时候一天有二百名战士在山上洗澡! 　　我顿觉浑身轻爽!这二百多名战士把浑身的疲劳都洗掉在世界屋脊上了。　　后来，我到了沿途的兵站，采访到了许多马站长的故事。 　　老马有个习惯，下到兵站后第一个要去的地方便是食堂和客房，看看过往部队的吃住称心不称心。如果这两件事在他眼里"不及格"，你即使是条泥鳅也休想滑过去! 　　第一个故事：从五摄氏度到十五摄氏度。　　他一走进唐古拉山兵站的客房，就感到满身上下都灌进了冷风。不对呀!这怎么能住人?他一看墙上的温度计：不足五摄氏度。真是乱弹琴!大站规定，客房温度不得低于十五摄氏度，却让他们给"偷"去了十摄氏度! 　　他把兵站的两个头头叫来质问："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天里，如果让你们的儿子在结冰的房里过夜，你们会怎么想呢?" 　　支支吾吾地回答不上来。原来锅炉出了毛病。　　马尚武到了锅炉房，只见两台锅炉只有一台烧着。另一台呢?他们回答："坏了，修不好。"老马提高嗓门说：　　"你们修不好为什么不找我?我要是连一台坏了的锅炉都弄不好，这个站长还当个什么劲儿?" 　　大站后勤处处长袁海珠连夜被请了上山，还带着两个修理工。锅炉很快修好了。　　客房的温度恢复到了十五摄氏度。这是马尚武用胸膛暖出来的十五摄氏度呀! 　　第二个故事："怪味"稀饭。　　老马在沱沱河兵站就餐，端起碗喝了一口稀饭，感到甜丝丝、苦津津的，怪味!他用筷子一搅，碗里翻上来几片橘子瓣。明白了，他们是在用咸水煮饭，而为了压住苦味，在拿橘子罐头打"马虎眼"哩!原来，沱沱河兵站没有淡水，吃水得到一百五十里外的雁石坪去拉。一台车从早到晚来回跑，也满足不了过往部队的用水。如果再遇上车子出故障或司机有病，断了淡水，站上便只好用当地的咸水做饭。今天这顿橘子罐头稀饭使马尚武的心里苦涩了好久，也发现了坐在格尔木大楼里根本不可能发现的问题。自己偶尔吃一顿又苦又甜的饭无所谓；如果拿这种"糖衣稀饭"经常去糊弄过往部队，就是一个不能容忍的问题了。他想，单方面地责备沱沱河兵站是不公平的，大站有责任，领导有官僚主义作风。马尚武回到机关不久，大站就给沱沱河兵站增加了一台拉水车，还配备了一名技术熟练的司机。 　　在青藏线上，军官对士兵的爱像昆仑山一样深重。这里有千年不化的"永冻层"，但永冻层下有喷涌的热泉。　　我结识了一位团长，了解到他的许多爱兵故事，在这里随便说两个吧。　　长江源头是永冻层地域，地形变异，常常裂缝，盖起的营房经常由于地壳陷裂而倒塌。这样，部队只能住帐篷，即使到了隆冬零下四十多度的时候，战士们也只能在帐篷里苦捱。不光冷，而且风沙也很大，一刮起来，满帐篷都是沙子。战士们只好用枕巾蒙着脸睡觉，第二天起床后，枕巾上的沙子足有一指厚!在部队住帐篷的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团长、政委和参谋长、主任以及后勤处长，也轮流来到这个"帐篷军营"里和大家实行"五同"。这些年龄比战士们大一倍还多的"老兵"，常常被奇寒和高山反应折腾得头疼，四肢无力，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团长说："我们不忍心把战士们扔在这里，自己去住大楼。"尤其叫战士们永生难忘的是，一九八八年夏天，总后刘安元政委在视察青藏线时特地来到这里，走进每一顶帐篷看望战士们，和大家一一握手，最后还和全体同志在帐篷前合影留念。刘政委临走前为部队题词："赤诚奉献"。战士们很自豪地说：连老将军都来过我们的"帐篷军营"! 　　一次，一个战士在唐古拉山施工时，因高山反应得了肺水肿，昏昏沉沉。团长便让出自己的车，送他到格尔木去住院。临行前，团长紧握着战士的手，说："你不要紧的，咱们在格尔木见。"之后，他便乘坐大卡车下山了，谁知，刚走出一百公里，到了雁石坪时，噩耗就传来了：那个战士死了!他匆匆赶去，看着战士早已闭上的双眼，拉着战士的手，痛哭失声地说："你怎么能走呢?不是说好了咱们在格尔木见面吗?我这个团长没当好，没有救活你……" 　　这件事已经过去好些年了，这次这位团长给我讲起来时还止不住流着伤心的眼泪。我相信这眼泪是真的，这感情是真的。这里的一切都是真的。残酷、冷漠的环境是真的，在这种环境里人与人之间纯朴、无私的感情也是真的! 　　在高原采访中，我临时动意，想换个视角，让基层的同志说说他们的领导。　　下面有关范银瑞政委的事，是一位宣传干事提供的。他说：　　"我记得是从一九八六年前后开始吧，我们兵站部和所属各单位的领导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不成文的'家规'：春节期间到线上去看望指战员，和基层的同志一起过团圆年。你们大概想象不出，我们这些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的战士们在冰冷的雪线上过年是多么难熬啊!这时候如果领导干部出现在线上，雪山就多一份人情，战士们就少一份忧愁。我们的范政委今年春节前夕，给老伴提出他俩一起到线上和大家过年，开始老伴还有点顾虑，一是感到自己一个家属上线合适吗?二是觉得我也有儿有女，平时他们东一个西一个各有各的事，难得有个团聚的机会，好不容易等来个春节可以坐在一起了，自己却要上线，孩子们会咋想呢?范政委的'思想发动'蛮有攻势，他告诉老伴，春节期间山上的战士们缺少文化娱乐活动，看场电影都很困难，他们太寂寞了，咱们上去和他们包包饺子，聊聊家常，大家欢迎着呢!这样老伴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欣然答应上山。　　"春节的前两天，范政委和老伴从西宁出发了。这时候在内地春节的气氛早就浓浓的了，可青藏线上却比平时显得更冷清更空旷。这大概是正常现象，内地越是热闹，就越是映衬出这里的荒凉。这两个特殊的客人自然给青藏线增添了意外的亲切气氛。他们在每个兵站、泵站、机务站都要停留，给指战员们拜年、问好。除夕夜，他们是在唐古拉山以南的安多兵站和大家一起辞旧岁，大年初一他们来到了青藏公路制高点上的唐古拉山'三站'，和指战员们迎来了新年度的第一天。同志们忘不了范政委发表的那篇充满激情的新年祝词，他恭喜大家把脚下的世界屋脊作为新的起点，更上一层楼。他说，咱们生活在世界上最高的兵营里，这是一个让多少人羡慕的地方!我想，我们只有在新的一年里干出最出色的成绩来，才不会辜负这个崇高的地域称呼。同志们对于他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初一下午，范政委和老伴告别了积雪半尺深的唐古拉山，返回格尔木。路上他几次让司机把车开快点。哦，他一定想起了自己的家，孩子们还等着爸爸妈妈过年哩!" 　　讲到这里，这位宣传干事停了停，望了我一眼，说：　　"在内地的军营里，如果一个军长、师长带着夫人下部队，那是要遭到指战员们的嘲弄的。可是在青藏线上，当范政委和老伴不管出现在哪个军营的时候，指战员们都对他们报以长久的、发自内心的掌声，大家只差喊一声万岁了!" 　　续着范政委的故事，我还要补充一件事。也是春节的除夕之夜，在昆仑山顶有一辆北京吉普抛锚了，年轻的司机钻上爬下地修了近一个小时，急得满头淌汗，却怎么也修不好。这辆车上坐着管线团团长姚太平，他本来是去给沿线泵站的指战员拜年的，没料到车子行至昆仑山出了麻烦…… 　　除夕，昆仑深处夜沉沉。　　我想，这阵子在唐古拉山顶的温泉浴池里，想必有战士正开心地击水、沐浴吧! 　　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泡一个温泉浴，那才叫惬意呢…… ----------第四章　醉沉心底　　踏上青藏线，我就听到了一个新鲜的名词：酒文化。　　"酒文化"的发明专利属于兵站部副政委赵信。赵信这个名字大概对不少人并不陌生，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昆仑英豪》就是他主编的，这本书在青藏沿线颇有影响，我们所到的地方几乎都可以听到指战员们在议论它。它翔实而生动地记录了青藏沿线部队世代创业的艰辛和乐趣。赵信是从青藏线土生土长起来的秀才。一九五九年入伍后他在五道梁兵站拿了四年油枪，为数以千计的过往汽车加油。这四年中他所吃的苦，比他入伍前十八年在甘肃临夏贫困山区所经受的艰难还要多。正因为这样，这四年成为他人生道路上成长的四块坚实的基石。前几年他又到华中师范大学学习了两年，攻下了大专文凭。赵信对谁都是这么讲："没有青藏线，就没有我赵信。" 　　当"酒文化"这个词儿对我还是一种懵懵懂懂的梦幻时，我只好去请教他。他笑了：玩笑话。借题发挥!借题发挥! 　　他终于给我讲了"酒文化"的真实含意：高原上的春节免不了很寂寞，不少同志无处可去，无事可乐，便自己掏腰包买些酒聚在一起打扑克，输者喝一杯酒后要穿着新衣服钻桌子，地上泼着水，谁衣服上的泥水沾得多，谁就是最后输家，惹得同伴们哈哈一乐。他们要的就是这一乐。　　这就是"酒文化"，文雅的名称与粗野的动作相结合的产物。不必过于认真地推敲它的严密性，我想只要它给青藏线人寂寞的春节增添了一层欢乐，就应该给它记功。　　我问赵信："你们兵站部的头头也参加这种'体力劳动'吗?" 　　耿兴华回答："如果你能在春节期间来到线上，就可以亲眼看赵信唱着青海花儿喝酒钻桌子了。" 　　只能是春节，平时他们够忙的了，根本无暇有这份闲心。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头头们钻桌子各有特色，各属其派，像赵信那种钻法是属于说说唱唱钻，耿兴华是骂骂咧咧钻，范政委是痛痛快快钻，景主任是老老实实钻。当然，也有根本不喝不钻的，那就是后勤部部长黄倔头了。他在工作中原则性强，照章办事，这在兵站部是出了名的。即便是八小时之外的生活他也是很"正统"的，从来不抽烟，不喝酒，不看戏，不打扑克。赵信半开玩笑地跟我说："不抽烟，不喝酒，死了不如一条狗。"当时，黄部长就坐在我身边，他听了连笑都不笑，只摇了摇头。还有一个始终与钻桌保持距离的人，那就是王根成部长，但是他有个与"酒文化"类似的理论："要长寿，抽烟喝酒吃肥肉。" 　　人类的一切文化娱乐活动只能在社会实践中产生。"酒文化"在青藏线上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应运而生，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青藏线人是很能喝酒的，对此我这次重返高原很有体会。即使到了昆仑深处的军营，你在吃饭时也能有一瓶茅台或五粮液摆在桌头。你如果不喝，那就不够朋友。"朋友来了有好酒"嘛。正是在青藏线上，我对"以酒消愁"这句话开始动摇，在我所接触到的高原人与酒的故事里总带有那么多开心的笑声。当然，笑后也难免留下几分苦涩…… 　　这是一件流传很广的头号新闻：管线团的四个常委被一个从北京来的"毛丫头"灌倒了! 　　我来到管线团，问几位"团总"是否有这样一个"悲剧"。他们没有否认，只是辩解。政委张玉道说："我们都很清醒，起码我们团长没有醉，他有过一口气喝三十杯的纪录。" 　　团长姚太平的话就更表现了对那位"女酒仙"的不屑一顾：　　"那个'毛丫'太狡猾了，开始她拿着橘子水和我们干杯，谁也没有把她放在眼里，没想到后来她竟然拿起玻璃杯倒上白酒和我们较真起来啦，这时我们每人起码已十杯八杯下肚了……" 　　我还是听出点味儿来了，他们是败下阵的。这伙平均年龄四十岁出头的雪山男子汉没能防住一个"毛丫头"的进攻，太有些那个。我相信他们是不会忍受这种屈辱的。　　张政委对我感叹："我是一九八五年到管线团代理政委的，考验我一年才正式下命令，据我所知，这么长的考验期是少有的，都快烤糊了。团长是我们班子里的老大哥，四十六岁了，把二十六个春秋奉献给青藏线了!" 　　陈雷副政委提供了这样的情况：一九八二年，张玉道在汽车团当教导员跟车队到西藏林芝运木料时，汽车翻沟，他的四根肋骨被砸伤，还有一根脱位。从此他年年五月前后都要犯腰疼病，痛起来直不起腰，他就捂着肚子弯着腰上下班，让人看了心酸。就是这样他还坚持到线上去，光去年深入线上的时间就一百三十九天……" 　　张玉道打断了陈雷的话："一九八八年总后给我立了三等功，还要怎么样?团长在青藏线上呆的时间长，工作比我干得苦。去年，团里接受了给西藏输送'航煤'的任务，他强忍着胃疼在线上一个泵站一个泵站地检查工作。一次他累得出了血，昏倒在地，被送到卫生队抢救，一边打吊针他手里还一边拿着电话指挥线上的输油工作……" 　　"吃饭了!"团长在隔壁大声喊着，他是故意在打断政委的话。　　一桌丰盛的饭菜在迎候我们。那瓶清亮亮的五粮液显得格外惹眼。　　我不会喝酒。和我同来的小杨也是"半瓶醋"，一杯酒下肚，脸就红得像鸡冠。我们都不行，甘拜下风。张、徐二位坚决不手软，说，来到管线团不喝酒，没门。团长还说：你们不用担心犯错误，这酒是政委从家里带来的。看来，二位"团总"非把我们灌醉不可。上次在"毛丫头"手下败的，这回要从我们身上赢回来。　　也许，他们没有想到，这回他们真的醉了，我们倒很清醒。于是才有了下面张玉道酒后的一番话，才有了小杨的一番眼泪，才有了我们这次采访的一个意外收获。需要说明的是，张玉道的话是我和小杨的记录稿，未作任何加工、渲染。我们之所以把它公布于众，是因为我们认为，那天张玉道如果不喝酒，他是不会讲这么多话，也不会讲这些内容的话。一个堂堂的团政委，平时往指战员面前一站，那种威严劲是可以想象得出来的。即使平时与同志们闲聊，该讲什么也是很有一番选择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一团人马。其实，政委也是青藏线人，也有他的心事、他的苦衷、他的私房话……人们想知道这些，但都无法知道，一个团政委对全团的诱惑力是不是就表现在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那瓶五粮液是打开张玉道心灵奥秘之门的催化液。　　他躺靠在沙发上，滔滔不绝地说着…… 　　"……别人以为我张玉道只有一个儿子，不是的，我儿子不是独生子，他曾经有过一个哥哥，那是我的老大。当时，我在汽车团当教导员，儿子在老家要做手术，家里来信要我回去在手术单上签字。按说我爱人完全可以干这个事，可她见孩子病得凄惶，一拿上手术单就吓得昏倒在地。我当时正在没黑没明地跟着车队在线上跑，哪能为签个字就回一趟家?没办法，我只好给我爱人单位写信求助，请他们的党委书记替我这个做父亲的为孩子签了字。可是，手术没有成功，孩子死了!我爱人承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生病住进了医院。好心的医护人员怕她想不通寻了短见，派人白天黑夜地守护着。孩子病时我脱不开身，现在爱人住了院我仍然离不开青藏线!我再次求助地方政府，在我爱人的病情稍微见轻时，让他们派人把她送到蚌埠火车站，她一个人拖着虚弱的身子在火车上、汽车上摇晃了快一个星期，才到了部队，到部队的那天我在外出车，也没法去接她。后来，总算好了，她随军了，我们结束了两地生活。不久就有了第二个孩子。谁知，这娃娃的身体也不壮实，三天两头闹病，也曾住院做过一次手术。你们说有意思吗?在手术单上签字的还不是我，而是我的爱人。她是闭着眼睛签的字呀，她不会忘记几年前的那个沉重打击。我是被岳父招上门的女婿，是尽儿子的义务的。我看这样评价我一点不过分：对老人，我是个无暇尽孝的儿子；对妻子，我是个欠了债的丈夫；对儿子，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青藏线人!青藏线人的精神负担有多重……" 　　他站了起来，很激动地用拳头砸着自己的膝盖。我分明看见他的眼里飘着泪花。　　坐在我身边的小杨哭了，泪汪汪地哭出了声，钢笔尖上流出的墨水把采访本污染了，他也没发现…… 　　我呢，心里乱极了。我永远不认为张玉道讲的是醉话。我绝对地作证，他确实没有喝多少酒。三杯酒，能把这位雪山汉子灌醉?他心里有话，他要说，要说…… 　　后来，我们采访了汽车某团团长刘祥元，我和小杨有了提防，就是不许摆酒。他们照办了。没想到，这也不灵，饭后刘团长也似醉非醉地给我们讲了许多话。我真弄不大明白，青藏线人的胸腔里到底贮存了多少苦楚!他们把北京来的客人当最知己的人看待。　　刘祥元说：　　"今天上午，就是你们来前的两个小时，我还和部队一位同志谈心，他的父亲去世了，家里有些困难，我们准备救济他一下。" 　　他停下来，好像在考虑一个没有想成熟的问题。许久，他才接着说下去：　　"失去亲人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这点我的感受也许比别人深一点。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我的儿子、爷爷、岳父、姐姐、父亲五位亲人相继去世，我都没有回家为他们送终。部队任务吃紧，不容我回家啊!为了不影响部队的情绪，我连一块黑纱都不能戴。记得那是我父亲过世以后，我心里难受得好些天都平静不下来。父亲为了养育我们兄妹几个，一辈子历尽人间艰辛，现在离我而去，我越发地思念老人家。活着时没有给他尽孝，死了总该表表儿子的一点心意吧!于是，我找了一双白鞋穿上，按老家人的风俗这是为故去的人戴孝。我穿上白鞋一出门，有人就发现了，问：'团长，你怎么穿个白鞋?是不是家里有事啦?'我连忙说：没有!没有!第二天就换下了这双鞋……" 　　五个亲人离开了人世，表面还得若无其事。你以为团长就那么容易当么? 　　全团同志都不会忘记，正是团长(当时他还是参谋长)悲痛的时候，国务院下达了在拉萨实行戒严的紧急命令，他们团也要进藏执行紧急运输任务。刘祥元的肩头担子重呀：老团长要上调去兵站部工作，政委因长期在高原苦斗身染高山病，头二十天刚病故，副团长、副政委已决定转业。他抹平心头因失去亲人的痛苦，不怕超负荷重担压在肩头的硌痛，白天黑夜地忙着组织战勤运输工作，每个连队的出车动员都由他去做，然后一一送他们踏上征途。最后他也登车上了路，任现场指挥。在整整的二十五天里，他是一份心思四处操、一根肠子八处挂，今日昆仑山，明日唐古拉山，一会儿拉萨，一会儿当雄。任务完成了，他也垮了，本来壮实的身子只剩下一百零八斤了，血压有毛病了，肝也有了毛病…… 　　医生说，这是累的，必须住院。　　其实，医生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只有刘祥元自己最清楚：五个亲人去世，他心灵上的创伤能小吗?过度的劳累，再加上精神上的痛苦，他的身体能不垮吗? 　　在青藏线上，我们访问了数十名各级领导干部，使我奇怪的是好像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贮存着一段不愿或不宜向人们公开的带泪的故事。这些肩上扛着两道杠、几个星的"官"们，原来心里负担也是那么沉!我想，战士可以向团长、营长倾吐心事，也应该允许团长、营长、连长向战士交心，大家不要仰视他们，要让他们回到群众中来。当知道了他们在感情上有了压抑而痛苦的时候，应该理解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人，也有父母妻室儿女，也有七情六欲…… 　　我认识了一位在团队工作的总工程师，四十一岁，北京钢铁学院毕业。人们说起他对青藏线的贡献总要提及这样一个数字：从一九七九年以来，他画的图纸有二千多张，两辆解放牌汽车也载不完。依我看，两车图纸固然可观，但他的贡献更重要的在于：一个知识分子以风雪严寒压不倒、山高缺氧拖不垮之势在世界屋脊上屹立了十多年，这个形象对多少人是巨大的鼓舞啊!好几个人告诉我，周围的人对这位总工程师有三个摸不透：一是他每年在线上的时间最长，哪一年也不少于二百天。特别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时，他拿起包包就到线上去了。二是他至今还是夫妻两地生活，每年回内地休假，他几乎都是提前十天或半月回队。三是他经常坚持打扫公共厕所。一个年近半百的高级知识分子干这样的事格外惹人注目。有人曾经就这三个问题向他提问，希望他敞开心怀谈谈。他似乎对这样的谈话很不感兴趣，摇摇头转身就走了。我也觉得这是个怪人，这次见面后也提出了这个老问题。他倒没有回绝，说："很简单，在团里数我年龄大，是全团同志的老大哥，老大哥就得干点老大哥的事情来。"看来，一些人们认为很神秘的事情，说穿了，点明了，其实很简单。总工不会喝酒，但是爱喝酒，而且酒杯一沾嘴唇就醉，一醉就唱歌。我们那天一起就餐时，他主动提出摆酒，我怎么也推辞不掉，便答应小抿几口。果然，只喝了一杯老窑，他就离开席位手舞足蹈地唱起来了：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看来他并没有完全醉过去，一边唱一边"将"我和小杨的"军"："今年春节，兵站部范政委上山给官兵拜年，听了我唱的歌，一口气连干了八杯。你们是好样的，就应该举起杯子来……" 　　不会喝酒的我，也经不住他这么折腾，不得不拿起杯子连灌几下，竟然也觉头涨涨的，眼前的总工在旋转…… 　　我总觉得在这位总工身上，似乎还潜藏着某种更深层的东西，我捉摸不透。这么说来，他周围的人对他的看法还是有道理的…… 　　说实在的，这次回青藏线采访，我好像每时每刻都在醉蒙蒙中生活，好些事情真费琢磨。　　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个外表看来永远那么文静、轻松的张安发，也有一段伤心的事。我应该叫他小张，虽然他现在是格尔木大站的政委了。在我眼里他永远还是那个在青海日报发表诗歌的小张。我记得那年他加入青海作家协会时才二十五岁。后来，他当了兵站部宣传科科长，诗写得少了。再后来，他上了昆仑山当了政委，就索性搁笔了。政治委员写诗，人家要戳脊梁的。这次来到格尔木，我才知道在他荣升到昆仑山之前，还和爱人林芳有过一段小小的"较量"。小林在西宁一所中学任教，她当时对安发说，你这"官"当到科长这个份上也差不多到了头，我看咱求个安稳你就转业到地方算了。安发是同意爱人这想法的。在他心里还有个小算盘，到了地方说不定还可以重新搞创作。可是，正在这当儿，组织决定他上山工作，他便改变了主意，反过来给小林做工作了，说那么多老同志在山上干了几十年都没有提出下来，我怎么好意思见山而退呢!小林一想也对，就说，那好吧，我的心跟着你一起守昆仑山。这是雪山女儿的话，张安发感到了爱情的温暖、幸福。　　他进昆仑山了。留下林芳一个女人管一个家。终于有一天发生了矛盾，张安发在山上感到不得安宁了。调皮的小儿子因为不听老师的话挨了几句批评，便跑了，三天不回家。林芳跑遍了西宁她认为所有该找的地方，就是不见儿子的面，急得她直哭。她一个长途电话拨到昆仑山找到张安发，不分青红皂白便问：你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吗? 　　安发对我说：是的，我也知道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首先是大站的政委，而不是儿子的父亲。青藏线上的政委就得时时刻刻把昆仑山扛在肩上，放在心上…… 　　我的心受到了颤动，"把昆仑山放在心上"，他这话太令我深思了。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难怪那么多的青藏线人都有那么多的心事，原来因为这沉重的昆仑山，昆仑山…… 　　次日，我去唐古拉山采访。临行前，张安发给沿途兵站打了电话，特地交待了一件事：作家不喝酒，你们不要强人所难。　　果然，没有一个兵站给我餐桌上摆酒。　　我很满意，但又好像失去了点什么。　　我发现这次青藏线之行，我似乎开始要喝酒了…… 　　这是我蓄在心头已久的愿望：登上昆仑看看日出。　　六月下旬的一天黎明，我和朋友按约定的时间攀上了昆仑山的一座峰巅。令人扫兴的是：东方灰蒙蒙的一片，不见一点霞光。　　我感到昆仑山突然变得那么低；正因为它太低，我看日出的愿望才未能实现。　　这是我一九九○年重返青藏线时留下的一大憾事。　　"咱们再往上攀，登上昆仑山的山脊。"朋友提议说。　　"山脊?在哪儿?"我问。　　"那不是吗?到处都有，有山就有山脊。站在昆仑山脊上看青藏线风光，看青藏线人，肯定'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于是，我们向山脊上攀去……